小编之前给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写文书的经验之谈，都是希望大家能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示给招生官。但是，说了那么多，总感觉还不够直观，大多数第一次写文书的出国党们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好自己的故事。于是，今天小编带来几篇范文，让你们看看别人的文书都是什么样的。
本文作者目前就读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即将升入三年级。作者出生于新疆，3岁搬到北京，高中就读于北京市第八中学。下文由他本人翻译为中文。
为什么小提琴如此美？
木屑四散飞扬，我从架子上取下了这把我花了两个月制作的提琴。我小心翼翼地侧身穿过这个幽暗狭窄的作坊，推开门 走向外面的田野。在阳光下，琴身的油漆闪耀着，晶莹剔透。我不得不承认它很好看。但同时我深知，这“好看”仅仅流于肤浅，不过是在讥讽着我再一次无功而返罢了：我未能找到真正的美。
“为什么小提琴如此美？”
我第一次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只是个三岁的孩子。那天，我第一次听到琴声时，它的美是如此震撼，以至于我确信那木盒子里一定住着一位仙女。然而，儿时的童话随着时间慢慢消逝，现在的我渴求一个理性的答案。物，何以感人？琴身按照一定频率的机械振动，却如何使我们共鸣，产生美的感受？我曾以参与制作戏剧的方式探索过舞台的美。也许，我也能以同样的方式体验小提琴的美？
我向阮老师寻求点拨。这位85岁的老人，我的恩师，正是14年前启蒙我音乐的人。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娓娓道来，向我讲起制琴师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 STRADIVARI)的传说：“斯氏的提琴是人类创造美的巅峰。”我不禁想象着窗明几净的工作室里松脂的幽香，以及倾注一生心血追求每一把琴极致的大师。当阮老师把我介绍到京郊的一家小提琴作坊当学徒的时候，我难掩兴奋之情。 “用你自己的双手做一把琴吧，”阮老师说道，“当你第一次拉响它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然而我见到的，却与我的期待天差地别。这作坊里肮脏、幽暗、闷热；那浑浊的空气似乎只有机器的轰鸣声才能穿透。在我面前迎接我的是一矮胖的农民工，光着膀子，浑身晒得黝黑：他是带我的师傅。“我们出活快得很，一个月能出一百把！”他夸耀着，指着从院子里堆到屋顶的一堆堆原木。“每把都是照着斯特拉迪瓦里来的，一分不差。”
没错，的确是分毫不差：哪怕是斯氏晚年不小心切出的一个不对称音孔，也被仔仔细细地照搬了下来。每年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小提琴都遍布在全国的类似的作坊里被批量生产，再被成批运到欧洲贴上牌子。
最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的“师傅”对音乐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他粗糙的双手大半生都不是在制作乐器，而是在照顾庄稼。
两个月后，站在作坊门外，手拿着刚刚完成的提琴，我失望透顶。是的，我刚刚完成了，或者更准确地说，照抄了，一把斯氏小提琴。然而，在这个与美绝缘的城乡结合带，我又能如何找到我问题的答案呢？ 我突然想起了阮老师说“当你第一次拉响它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时，那捉摸不透的微笑。 我合上双眼，聚精会神于指尖与琴弦交触的地方。忽然，音乐无端地开始流淌。这音乐是如此之美，然而这琴却来自于如此鄙陋的地方，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慢慢睁开眼睛，惊讶地发现，我童年幻想中的仙女正在我面前伴着琴声起舞——她是我师傅两岁多的女儿。她裙边摇摆，步子蹒跚，她的笑脸在金色的阳光中熠熠生辉。当她望向我的时候，眼中闪烁的激动让我突然觉得是如此地似曾相识。 我想起了那个晴朗的早晨，当阮老师第一次拉小提琴给我听的时候。我那时三岁。在他的颈间，枕着一把有着优美的曲线和般的光华的乐器。阳光洒进室内。闪耀着，晶莹剔透。音乐流淌。我睁大眼睛，眼睛里激动与生机与14年后小女孩的眼睛是如此相似。鲜活的回忆在我心中复活，难以抑制地喷薄而出。
我的眼睛不觉在秋季清朗的风中湿润发热。 阮老师是对的。直到我拉响小提琴的时候，我才终于找到美，因为美本就不在乐器中。美也与周遭的事物无关，甚至连和聆听的人是谁都没有关系。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当我抚摸琴弦； 当那小女孩兴之所致，形诸舞咏；当两个灵魂相遇且相和，美就诞生了。它就在这儿，深深地，在我们这里。
本文作者目前就读于韦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即将升入二年级。作者生于江苏，在婴儿时期从中国被领养，在马萨诸塞州剑桥长大，2014年毕业于剑桥林吉与拉丁学校。
生于江苏长在美国，我的身世之谜。
我生命中最初的九个月是一个谜。一只小玉镯和一张穿着破旧红色毛衣的圆脸女孩的照片就是我全部的记忆。几张钉好的模糊纸张是我的出生记录。我知道我是在中国花木之城夏溪被找到的。那九个月在我脑海中已存留着永久但又脆弱的影像。虽然我对破坏这些印象感到紧张，但在过去的这个八月，我回到夏溪，走进和感受我本应经历的一切。
在那里，我遇到了本会与我一同成长的女孩们，和她们一起去那些我本应每天都去的地方。我同时感受着亲密深切的联系和无法逾越的距离，这让我不知所措。在尝试缩小语言文化带来的差异的同时，我在她们的面孔上看到亲密，在环绕着我们的丛丛树木之中感受熟悉。
“那么，你是什么人？”这些女孩问我。“你外表看上去像中国人，但是内心是美国人。”
最初，我厌恶这种说法。如果我的外表不是中国人，我本该是个白人。一度满足以“美籍华人”自居的我，如今却被这模糊的说法伤害了。
中国人？美国人？我在这两者之间到底属于哪个？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新朋友们是对的。我们一起相处的三个星期里曾有过很多零散的对话，这些交谈证实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不同。
“你可真幸运。你不需要遵守什么规矩，学业轻松，还自由，”夏溪的女孩们会如此笃定而又嫉妒地说。“我们呢，只能学习，没别的。”
我对我的“幸运”和她们言语中的事实感到内疚。但她们对美国和我安逸生活的理想化看法让我很困惑。她们对我的校外活动和社区服务不屑一顾，不把那看做真正的学习。然而，我很快意识到她们对“聪明”的理解与我截然不同。老师给她们的高名次意味着聪明；而学习是唯一的途径。这些严格的界线控制着她们的童年。
在我们对成长、性别角色、平等和人际关系的讨论中，我慢慢跨越了这些界线。在我之前从未有人给予她们讨论这些话题的空间。生于夏溪、长在美国的我是这些女孩们遇到过的最不同的人。她们从没有和看起来不同于她们的人接触过。当我告诉她们，我的很多朋友看起来比我还要不同时，她们震惊了。与她们的相处让我更加欣赏美国生活赋予我的多样性。
对我在夏溪碰到的人来说，家庭是血脉也是祖先。“你不知道你真正的父母是谁？”陌生人刚碰到我时总这样问，充满同情，还热心帮助我寻找我的父母。“你哪天出生？你是从哪个孤儿院出来的？”于我而言，她们口中的“亲生母亲”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即使我可以流利地说他们的方言，我也不确定我能够解释清楚。
我有一个真正的妈妈，她抚养我长大并且爱我。我的生身家人也许并不是我理想中的那样，找到这样的“陌生人”也无法立刻拥有爱。反而，爱是我在家乡夏溪中碰到的无数陌生人给我的热情关怀：把切好的西瓜塞到我的双手，为我梳头发，在110华氏度的高温中试着让我凉快些。有这些爱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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