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种疫苗后,我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辩论
今年5月,德国联邦内阁、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接连批准解禁计划。无论是已经完成新馆疫苗接种的人,还是已经痊愈的人,现在都可以在公共场合享有那些只有核酸检测阴性者才能拥有的便利。接种完新冠疫苗后,无需核酸检测就能去理发购物?这是联邦卫生部目前正在考虑的做法。但允许疫苗接种者享有更多自由是否有违公平?我们的专栏作家各执己见。
文 / 朱莉亚·劳特(Julia Lauter)、阿尼娜·里彻尔(Anina Ritscher)
朱莉亚·劳特认为可以:那些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的人,不应再受到限制。
想要入境中非共和国或刚果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出示黄热病疫苗接种凭证。想要到访尼日尔或马来西亚,就必须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而在2021年,谁若想去塞舌尔群岛或斯洛文尼亚旅行,就必须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书,才能免去PCR阴性测试和长达数夜的隔离。
没有人会对现行的旅行疫苗制度提出异议,但新冠疫苗的问题则要棘手得多——它不仅会影响国际旅行,在不久的将来也许还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演唱会经纪商、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等私营机构想把接种疫苗调整为入场条件。难道世界只会对有抗体的人敞开怀抱?
当不安和嫉妒占据上风
许多人对尽快回归正常生活充满期待。咖啡馆、电影院、桑拿房正向我们招手!但所有人无法同时回归常态,却引起了许多德国人的不安和嫉妒。《时代周报》近来一次具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反对让疫苗接种者重获自由。
与此相关的讨论围绕着“疫苗特权”这一关键词展开。这个词本身就具有争议:“特权”一词似乎在暗示接种者比他人享有了更多的权利。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每个血液中没有抗体的人,都被剥夺了一些权利;打完疫苗的人,只想找回再平常不过的自由——这原本是所有国民拥有的权利。
没有人享有危害他人的自由
不安和嫉妒绝非良师益友。我们不妨先把感受放在一边,只需看看那些社会约定就能明白这一点。“每一次新的感染都是人传人。与地震不同,传染者和被传染者之间在本案中存在着法律关系。”法哲学家克里斯多夫·巴布里茨(Christoph Bublitz)在《不存在成为传染链一环的自由》一文中这样写道。即便我们总爱把自己看成独立的个体,但我们也对周围的人负有责任,其中就包括不伤害他人的责任。
这一责任也适用于我们自身所造成的危险。由于在新冠疫情面前,我们很难确定自己是否具有传染性,所以限制自由也就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成为避免卫生体系奔溃、人群大规模死亡的唯一途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疫苗是对抗疫情的有力工具,它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人们不被新冠病毒感染。初步研究表明,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很难成为无症状感染者或传染他人。
因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批准对疫苗接种者放松行动限制。德国伦理委员会相对更为保守,但鉴于现有的认识,其主席阿莱娜·布克斯(Alena Buyx)也表示:“一旦传染性这一事实因素不复存在,限制个人自由的严厉措施在法理上便很难行得通。”
坚持要求权利平等的人,应当放眼全球
如果有更多的研究表明疫苗可以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根据“年长者优先”的原则接种疫苗,那么60岁以上人群很快就能重新享受生活——开启轻松的游轮之旅,享受戏剧之夜,或是观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演唱会。因为私营机构有权仅向疫苗接种者提供商品和服务。
虽然对于一些饱受疫情之苦的人来说,这似乎有些难以接受,但除了模糊的感情因素之外,对于那些不会对他人造成威胁的人,我们实在没有理由限制他们的自由。谁若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待遇,或许应当将目光投向德国之外: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以及贫穷的中亚和东南亚国家,那里的人们还要等上2-3年,才能得到新冠疫苗的保护。谁若坚持要求权利平等,就应该等非洲最后一针疫苗接种完毕再去逛酒吧。更有意义的做法,或许是促进全球疫苗的公平分配,迅速消灭那些反对疫苗接种者自由行动的运动。
朱莉亚·劳特(Julia Lauter)为报刊杂志撰写与科学、环境和社会运动相关的文章。虽然在疫苗接种顺序上排名末位,但她仍然希望在秋天到来时,一切将不再处于一团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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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娜·里彻尔认为不可以。基本权利如果不适用于所有人,就称不上基本权利。
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想让疫苗接种者无需核酸阴性证明即可外出旅行或理发。这样的政策将疫苗接种者与持有核酸阴性证明的人等同看待。欧盟推出的“免疫证明”则试图更进一步,通过免除疫苗接种者的隔离义务,为其国际旅行提供便利。几乎所有政党的政客都一直认为这是明智之举。但这真的公平吗?
更多的问题很快将接踵而至:免疫证明是否可以还接种者更多的自由?接种者是否不必再佩戴口罩,不受接触禁令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餐厅和影院?
特权加剧不公
这些问题无可回避,也带来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联想。允许疫苗接种者拥有各类特权,只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和裂痕。
疫苗特权的支持者总说这是在拿回暂时受限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特权。但基本权利只有适用于所有人,才有存在的价值。
还有一些支持者会说,让那些在危机之中受苦最多的人、也即高风险患者迅速从危机中走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已经数月未与妻子谋面的退休老人,应当尽快获得前往养老院探视对方的权利。这听上去似乎挺有道理。
疫苗接种顺序的问题
尽管如此,将放松疫情限制与免疫力联系在一起仍是一种荒唐的做法。因为这使得疫苗策略所依据的伦理考量变得更为复杂。许多人深受防疫之苦,却不属于高风险群体,只能稍后再接种疫苗。居住在难民收容所里的人和无家可归者就位列其中。
所以如果疫苗接种者能够免受限制,那么让这些人提早接种疫苗,是否更为公平合理?此外,现有的疫苗接种顺序着重考虑年龄和过往病史,这也不够公平。
何况疫苗目前还没能按照既定的免疫策略实现公平接种。近来许多媒体争相报道:某些人——例如政客——虽然不在免疫策略所规定的接种范围之列,却已经暗地里完成了接种。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事件还会层出不穷。免疫证明的出现,将进一步加剧这类社会不公。
去养老院探视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免疫证明。伦理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医生可在紧急情况下豁免防疫要求(如有最新的PCR测试结果),为个别访客放松探视限制。
权利是否也意味着义务?
如果疫苗特权进一步得到普及,那我们必须讨论这是否在自由之外,还涉及一些义务。顺着这个方向一路推导,获得免疫力也意味着丧失获取国家援助的权利。在尚未接种疫苗的同事仍在倒班工作时,那些接种过疫苗的员工是否有义务恢复正常工作?
何况还有一些阴谋论者认为:免疫证明的引入,证实了他们对“疫苗独裁”的担心。疫苗特权可能进一步助长这股已经十分危险的情绪,这实在是不值得。
抗疫需要全社会共同出力,离不开每个个体的付出。走出疫情影响也是一项全社会的任务,必须由所有人平均分担。而让疫苗接种者拥有特权,只会适得其反:那样一来,必然有一些人更快摆脱疫情。
回过头看,这将使得联邦政府的呼吁变得不足为信。毕竟在与疫情的斗争之中,紧密团结一直是它所试图传递的政治信号。难道随着免疫证明的到来,许多领域又将回归单打独斗的原状?团结如果成为一句空话,将不利于战胜早晚会到来的其他危机。
阿尼娜·里彻尔(Anina Ritscher)撰文报导极右主义、假消息和阴谋论。她已经与分批接种疫苗的现象抗争了许久。她打算一接种完疫苗,就去酒吧玩个通宵。
原标题:《疫苗接种者是否可以重获自由?》
翻译:徐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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